说过，主要干事朱经（后改名朱经农)因经费困难忧愁过度，曾经神经错乱地跳到一条小河里，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
学校虽然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募捐团四出活动，毕竟短期内没有相当乐观的效果。也就在这个时候，老公学又发出了调停合并的信息。“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便一天不得安稳发展，更怕新公学的募捐成功，对立局面便更会旷日持久地僵持下去。
老公学提出相当宽厚的调停条件，期望将新公学归并回来：
一、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以回去；
ニ、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
三、新公学所有亏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
靠一班少年学生的热情和精力办学，究竟不能持久，新公学方面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个调停条件。所以到了1909年旧历十月，新公学正式接受了调停条件，决议解散，愿回老公学者，自动回去。
大部分学生回去了，但仍有多人不回去。胡适就是死硬派中的一员。
中国公学的这一次风潮，在少年胡适的脑海里，之所以留下有磨不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又多次反复地谈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对民主政体的首次训练或考验，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信念的认真实践。
或许，正是在这次风潮中，胡适初步培育起了他崇尚民主自由的精神家园和意识形态。他始终为曾经参与了这次风潮并坚持到底，而感到一种“情绪上的餍足”。
尽管二十多年后，他在《四十自述》中撰写这一段历史事实时，已经充分意识到青年人理智被感情压抑的一面，但他更强调处在青年人对立面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的失去了运用理智的能力”。
他指出：“专责备青年人是不公允的。”
从一个认识的高度，“保护了青年人神圣而纯洁的热力心志与难能可贵的牺牲精神”，这里当然也珍藏了他自己少年时代那一份极其珍贵的悲壮情绪。
他在记叙中国公学风潮这一段历史时无疑充满了激情，因为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似乎很不寻常地勾引起并厮缠住了胡适当年的少年意气，或许这又正是他成了大名的二十年后，愿意出任他的母校的校长的一个潜在的心理原因，并或多或少显出了其间的一种微妙缠绵的少年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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