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户上的数字，从开盘那一刻起，就像坐了火箭似的往上蹿。
每分钟的盈利，都抵得上一个普通人一辈子的积蓄。
而他，挂的是两百倍杠杆。
老洪不敢关电视，也不敢把音量调大，就那么坐着。烟灰终于掉下来，落在裤腿上，烫出一个小洞，他毫无察觉。
电视里，财经频道的评论席上，一个头发花白的经济学家正对着镜头分析这场危机的深远影响，语气严肃。老洪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忽然什么也听不见了。眼前模糊起来，他心里一阵阵发酸，竟有些想哭。
他想起父亲。
那时候他还小，只记得父亲被带走时穿着一件灰蓝色的中山装，前胸口袋还插着钢笔。母亲追到门口，被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推了回去。
后来的事，是很多年后别人告诉他的——父亲在劳改农场被一块滚落的石头砸中了头，消息传到家里，母亲当天晚上就上了吊。
那是他最后一次有家的感觉。
而那时，他正在几百里外一所学院的教师宿舍里，在灯下写认罪材料。听到消息后，他坐在桌前沉默了很久，一滴泪都没掉。第二天，他交上去的不是检讨，而是一封揭发信，把批斗过他的人一个个写了进去。
知识分子一旦不要脸，咬起人来比谁都凶。那些被他揭发的人倒了，一批批地倒下去。而他站了起来，作为被改造的典型，从被批斗的人变成了批斗别人的人。胸前戴着红花，在万人大会上念自己的先进事迹材料，掌声如潮水般在操场上空回荡。
那是他这辈子演技最好的几年。
十年后，他从外地赶回来，在一个落满灰的抽屉里找到父母的遗物：两张黑白照片，一本被撕掉封面的户口本，一只没有表链的怀表。他把那几样东西放在桌上，夜里终于哭了出来。在只剩一块门板的单人床上，像一只被捅了一刀却没死透的牲口。
后来他骗了很多钱，从一个城市骗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群人骗到另一群人。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始终觉得自己是被时代抛在身后的孤魂野鬼。
那些钱进进出出，留下过，又流走了，像水穿过沙子，没在心里留下一丝痕迹。可今天不一样。今天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一个他从未真正触碰过的世界——只有数字，残酷的、冰冷的、跳动的数字，庞大到让人头皮发麻。
他仿佛触碰到一个更高更大的世界。它不会因为你穷就同情你，也不会因为你富就讨好你，它只认一样东西——你站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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