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元宵的花灯刚刚撤尽，应天城还沉浸在年节的余韵里，可曹国公府却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李文忠的书房在府邸东侧，是一间不大却布置得极为雅致的屋子。
靠墙一排书架，整整齐齐码着经史子集，从《左传》到《史记》，从《孙子》到《六韬》，应有尽有。
书架对面挂着一幅山水画，笔墨疏淡，意境悠远，画的是一叶扁舟独钓寒江。
画旁悬着一柄长剑，剑鞘古朴，纹饰简约，没有半分多余的点缀。
李文忠坐在书案后，手里捧着一卷兵书，看得入神。
他今年四十四岁，正值壮年，身形修长挺拔，面庞清瘦，颧骨微高，下颌蓄着短须，修剪得整整齐齐。
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玄色常服，外头罩着一件石青色的比甲，周身没有半分武将的杀伐之气。
在蒙古草原上被称之为屠夫的李文忠，在应天府中的形象竟是偏向于教书先生。
朝野上下，提起李文忠征战沙场打的诸多战役，谁不竖大拇指？
可他偏生了一副儒将的皮囊。
平日里说话不急不缓，待人接物温和有礼，就连发脾气的时候，也少见疾言厉色。
此刻他坐在案后，腰背挺得笔直，一手按着书页，一手捻着胡须，目光沉静，像是在琢磨什么要紧的兵法。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到了门口忽然慢下来，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紧接着，门被轻轻推开，一个少年探进头来。
李景隆穿着一身靛蓝锦袍，腰间依然悬着从朱雄英那里顺来的玉佩，少年人身形抽条似的往上拔，比去年又高了一截。
他看见父亲在看书，便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在案前站定，规规矩矩地躬身行礼：“父亲。”
李文忠头也没抬，眼睛还落在兵书上：“什么事啊。”
李景隆站了一会儿，见父亲没有抬头的意思，便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支支吾吾地道：“没什么事……就是想过来看看父亲。”
“父亲，您这一天到晚看书，也不嫌闷得慌。”
“今儿外头可热闹了，秦淮河边的花灯还没全撤，您要不要出去转转？儿子陪着你一起去转转。”
李文忠翻了一页书，淡淡道：“不去。”
“为何？”
“累。”
李景隆又凑近了些，压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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