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
比如，人类初期的婚姻杂交乱媾，不问血缘。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在男女生活上、婚姻形态上更是自由、活泼与放任‘（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礼记·曲礼》云：‘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道理，将‘不取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礼要培养人的健康的情感。人有喜怒哀乐，礼的作用在于，使之‘发而皆中节‘（《中庸》），即恰到好处，而不对别人造成伤害，于是便有相应的种种规定。如丧事，古人重丧，以丧为礼之大端。人丧其亲，痛不欲生，哀毁无容。作为邻里、朋友，不应视而不见，我行我素，而应依礼助丧，至少要有悲戚、恻隐之心。《礼记·曲礼》对此有很详细的规定，如：‘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古人舂米，喜欢唱送杵的号子，当邻里有殡丧之事时，应该默舂，并不在巷中歌唱，以示同哀之心。‘望柩不歌‘，望见灵柩，哀伤顿生，自然不歌。‘临丧不笑‘，临丧事，宜有哀色，笑则伤孝子之心。‘适墓不登垄‘，进入墓区，切不可踩坟头，这样最无敬重之心。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
中华文明，在古代即已声播海外，这种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应该肯定，中国的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陋俗，加速向文明的演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俗到礼，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并赋予它鲜明的特色。这是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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