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自由流动，人的收入不仅受限于效率和技能，也受限于所处环境，而正是那些看上去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支撑着大城市的繁华，也支撑着所谓“高端人才”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只想要高技能人才，结果多半会事与愿违：服务价格会越来越高，收入会被生活成本侵蚀，各种不便利也会让生活质量下降，“高端人才”最终也可能不得不离开。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上升，不仅能提高本地分工程度和生产率，也能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工，各地区发展符合自身优势的经济模式，互通有无，整体效率和收入都会提高。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让建设用地指标流动起来，首先是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的更有价值。要让市场力量在各类要素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让资源更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十几亿人在40年间摆脱了贫困，大大缩小了全世界70亿人之间的不平等。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虽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在快速上升，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那么高。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累积的贫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也变得更加重要。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会也无法承担过大的差距所带来的剧烈冲突，因此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另一个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群的相似性，家庭概念也会影响不平等的容忍度。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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