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糊地写明了轩军的驻地，是“驻扎松江府”，粮草亦由松江府负责支应，而军饷却是“自江海关关银中指拨”。所谓江海关，也就是上海海关，以关银来供应轩军的军饷，是牢不可拔的饷源，绝不会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烦恼，这是其他军队不曾有过的优遇，不免令人艳羡。
至于募勇，谕旨上写的是“惟视战事所需，酌情招募”，连额度都不要了，赤裸裸地说：你尽管招人，多多益善。
通篇谕旨，未写明的地方甚多，然而妙就妙在大大小小的官员看了，人人却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关卓凡看了之后，也不免感叹我大中华的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官场中的潜规则，更是无须赘言。
而这一切的背后，又反映出了朝廷的一种态度：不管是两宫太后，还是恭亲王，抑或是军机大臣和朝中的亲贵，都认为轩军所代表的，乃是京营的名声和朝廷的脸面，将来在上海可能发生的战事中，只许胜，不许败。
尘埃落定，便要准备开拔了，按照原本的议定，应该先到天津的大沽口，再坐洋船到上海。偏偏这个时候，河南巡抚李鹤年被假军情所误导，急报境内发现数百骑捻匪的前锋，向直隶窜扰。军机处没有办法，只得顺手更改了轩军的路线，往河南迎头压下去，预备跟李鹤年的豫军一起合力击溃了捻匪之后，直接从武昌坐江轮到上海。
到了河南，结果发现所谓的匪情，乃是误报。所以张勇直到上了船，在甲板上仍然对李鹤年表示不满，认为不仅耽误了时间，还耽误了他坐海船的机会。
对李鹤年不满的，远不止张勇一个人——上海的官员和士绅，私下里对李鹤年破口大骂的，尽有人在。原拟在大沽口接兵的洋船，是上海方面所雇，损失了一笔上万银子的定金也就罢了，难过的是白白耽误了时间！
好在耽误的时间亦不算太多，等轩军急行到了武昌，消息传到上海，惶惶的人心终于初定：有两艘洋船接运，顺江直放，只要途中不遇到阻隔，轩军到达上海，是指日间的事了。
对于朝廷派出轩军来防卫上海，上海的士绅有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心，原因全在于“城南关三的马队”这七个字，以祺祥政变中的表现，在坊间被愈传愈神，层层夸大，干脆到了以一敌百、神乎其神的地步，被视为天下一等一的劲旅，拱卫禁苑的头号部队。因此这一笔从武昌到上海的巨额船费，全由上海的士绅报效，并不要官府出一两银子。就连承运的美国旗昌公司，也表示了要“出一分力”的意思，将运价做了两成半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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