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长桢一直站在场中，观察着两边的局势。
听到赵宗全撂下狠话，准备拂袖而去时，盛长桢心底暗叹。
到头来还是未出他所料，这位未来皇帝还真是能忍，连如此奇耻大辱也能隐而不发。
盛长桢也能理解赵宗全的想法，他就是想着暂且忍耐，等郑昌因为矿山案伏法，到时候也算报了仇了。
说实话，盛长桢心里也认同，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也是最符合赵宗全利益的结果。
既能报了仇，也能维持赵宗全稳健低调的名声。
但盛长桢认为，这样的决定有些冰冷。人如果始终保持绝对的理性，似乎就失去了几分人味。
盛长桢知道，赵宗全就是未来的皇帝，盛长桢肯定要在他的麾下为官。
盛长桢已经与赵宗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不希望自己未来的主公是个冰冷的机器，而更希望他是个活生生的人。
当然，盛长桢或许想得有些太远了，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但是，如今还有一桩燃眉之急，让盛长桢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赵宗全就此了结此事，那就是矿山案。
自从得到账本之后，盛长桢翻看了其中的记录，发现不少朝中大员涉入其中。涉案之人中，职位最高的，赫然是当今工部左侍郎商冶。
堂堂正三品的大员，居然也牵扯其中。根据账本中的记载，朱贵每年都会提供给李鉴一大笔财物，由李鉴转交给商冶。
大周朝的官矿都属工部管辖，其直接管辖人，正是左侍郎商冶。
商冶与禹州三人组结成利益关系之后，所有来自京中和朝堂上的压力，就都由商冶代为承担。
难怪矿山一事能捂了这么久的盖子，原来有商冶为他们保驾护航。
这不就是监守自盗么，盛长桢看完账本也是十分震惊，对矿山案有了更深的思量。
盛长桢手中人证物证俱全，但还是得由朝廷来查清此事，得出公论。
如果直接把证据呈报上去，商冶必然从中作梗，拖延时间，给禹州三人组通风报信。
一旦李鉴他们有了准备，说不定就会选择断尾求生，遣散矿工，销毁各种证据，对盛长桢的指控抵死不认，此事就会变得更加棘手。
到时候朝廷再派钦差下来查案，必然迁延日久，说不定还是照样无功而返。
有了这样的担心，盛长桢就重新考虑起顾廷烨的提议来。
先斩后奏，未必不是一条好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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