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案的爆发，顿时让这些被厚利迷了心窍的股东们醒悟了过来，如果没有一只强大的力量保护，就算他们垄断了口外的贸易，也会被别人用暴力掀桌子。
这个别人可以是朝廷，也可能是口外的蒙古各部，比如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就不太可能乐于见到，让一群商人掌控了草原上的贸易。
而且通敌案的爆发，也让山西商人们人人战栗，毕竟那八家联号的生意做得不小，大部分运往关外的货物，都是通过各地的山西商人去筹办的。
这件案子一爆发，等于把大半个山西商帮都给囊括了进去。某些人原本还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但是等到皇帝亲征的消息传来，宣大边镇的军队开始进行清洗之后，这些商人顿时知道事情似乎正往最坏的方向发展。
虽然山西商人在大明朝的官僚体系中拥有不小的势力，不管多大的案子，都有逃避责罚的可能性。但是唯有在一种案子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那便是谋逆案，当崇祯带着军队亲自出征之后，张家口的商人通敌案便已经开始向谋逆案发展了。为后金提供作战物资，试图谋害皇帝的罪名，就算是山西商人养的那帮士林清流，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替商人脱罪。
以三德堂为首的晋商和八家商号的关系最为紧密，事实上范永斗刚开始还是三德堂扶植起来，向口外走私货物的主事者。当然，在范永斗搭上了后金这条线后，他很快便脱离了三德堂的走私网络。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谁还会去认真查证这件事？从京城下来办案的锦衣卫，需要的是功劳和外快，而不是什么真相。
如果不是这些商人家大业大，实在是难以逃跑，他们早就学着范永斗一跑了之了。
皇帝的亲信柳敬亭出使察哈尔部，需要从山西银行筹集一笔款项，用以收买蒙古权贵。很快就被这些晋商视为了救命稻草，常万春派了自己最得力的四儿子协助柳敬亭出行，希望能够解开通敌案套在他们头上的绞索。
从这些山西商人那里了解了归化城内的诸多情报之后，柳敬亭觉得，与其每次临时抱佛脚的过来收买这些蒙古权贵，倒不如干脆从现在开始慢慢控制住蒙古各部的经济命脉。
作为一个大明人，柳敬亭倒是很清楚，纸币如果失去了购买能力，就跟废纸没什么区别，大明宝钞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旦大明禁绝了对于蒙古的贸易，那些蒙古人手中的纸币自然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因此他们拥有的纸币越多，就会越亲近大明，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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