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惧道德约束，甚至于他还很喜欢玩弄道德标准，以此来整顿科道官员们。所以劝谏皇帝的话语不能调门太高，最重要的便是不要提出官员们普遍做不到的标准，避免让皇帝用来约束官员自己。
第二便是，蛇无头不行，从人数上看，朝中反对黄立极这些阉党残余继续掌权的官员无疑人数更多一些，但是却每每被黄立极联手皇帝打了个溃不成军。主要原因，还在于大家心不够齐，几名被大家寄托于厚望的官员领袖没有真正负起责任来。
特别是崇祯刚刚登基时，亲口被他称赞过的当今正人刘宗周，当初天下士绅官员都以为，带着偌大名望的刘宗周可以入阁出相，辅助君王，清理朝纲。结果大家吹捧了他半天，却发现这位老先生就是一位自了汉，他虽然有规劝皇帝的言行，却从来没有同皇帝真正抗争的勇气，还拒绝同其他人结盟去劝谏皇帝。
安享于皇帝给他的中央官校校长的职务，一心以治学为乐，对于实际的庶务完全没有兴趣。这使得曾经寄希望于他的众多官员们，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而在刘宗周之后，颇有人望的几位官员领袖，比如孙承宗、袁可立、钱谦益、韩爌等人，不是选择了同皇帝妥协，便是向皇帝屈服，反过来替皇帝分化安抚下面的官员士绅，这些官员领袖的作为，自然让想要澄清朝堂的官员们大感失望。
而崇祯上台后的这两年，一直在推动内政改革，并替换一些年纪过大精力不济，又或者是有资历没有能力的官员，这使得一部分青年官吏开始提前上位。
这些青年官吏虽然倾向于改革，但是在他们看来，黄立极这样有政治黑历史的官员显然是不适合主持大明的改革事务的。今天的大明需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必须让洁身自好，没有道德问题的官员来主持，这样才能让朝廷颁发的改革政策获得地方上的认同。
于是到了崇祯二年末，京城的士绅官员开始慢慢集中到了李标、成基命、周延儒三人身上。李标是高邑，他是东林党党首**星的同乡兼弟子，东林党案爆发后，选择了称病回乡。崇祯二年被召回了京城，就任吏部侍郎。成基命是杨涟的同门，比李标早一个月回京，担任了礼部侍郎。
李标、成基命都是老资格的东林党人，地位不在钱谦益和韩爌等人之下，因此在钱谦益组党造成东林党内部分裂之后，这两人便被一些东林党人推了出来，以收拾东林党人的信心，试图重新凝聚东林党人。
而周延儒虽然不是东林党人，但是作为少年时连中两元的科甲名人，加上身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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