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的对象。
新军被招募的将士，这四年多来除了学习如何战斗之外，也一直被教授着为人处世的道理和朝廷改革政策的解释，他们在战场上是合格的战士，但是退伍之后也将会成为朝廷在基层可以依赖的对象。
先生大约还不清楚，到了今年十月，农会已经在北方七省初步建成了一个骨干体系。县以下的乡、里、村，现在已经改成了县、镇、乡、里、公社。
此前的顺天府区域，公社化的村子已经达到了八成二，除了顺天府之外的河北地区，公社化的村子大约占了六成七，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大约是百分之三、四十。
根据户部的数据对比，公社化的村子要比那些自然村缴纳国家的税收高上一成五，但是村民的收入却依旧比自然村村民高出了二成以上，先生可知是为什么？”
孙承宗是北直隶保定高阳人，虽然他为官一向清廉，但孙家在高阳也依然是占有了许多土地的大地主。乡村中的公社化运动、农会运动，他自然是有所耳闻的。甚至于高阳的族人、同乡还写信给他诉苦过，希望他能够干涉地方官员的行事，只是他未曾理会而已。
崇祯这一问，他立刻便回忆起了那些族人和同乡的诉苦，于是便回道：“陛下所说的，莫不是公社化以后，取消了大户人家任命的田头，并不再允许这些人家私自上门征收田租，只能从公社手中获得固定田租一事？”
朱由检点了点头说道：“取消了大户人家的田头制度，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之后，农民的所得自然就上升了。而公社的存在不仅厘清了隐田，也减少了各地大户拖欠田税的行为。
当然，朝廷和百姓的所得都增加了，那么地方上的地主收益自然是在缩减的。只不过京畿左近朝廷的拳头比较大，朕又放开了对于工商业的限制，所以北方地主大户虽然不满，但也没人提着脑袋和朝廷闹事…”
孙承宗闻一知二，顿时想起了这两年被流放海外的大户、勋贵甚至是宗室，显然这些人应当并不仅仅是犯了罪，估计同阻扰公社改造和反对减租减息也有关系。
朱由检并没有注意到孙承宗的脸色变化，而是继续说道：“不过公社改制和减租减息虽然能在北方慢慢落实下去，但是过了淮河，就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了，过了长江就更没人把这两项政策当一回事了。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这两年南方都没怎么受过大灾，所以地方上的宗族势力强过了官府的力量。不比北方诸省，先天灾又是**，地方上的宗族势力摇摇欲坠，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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