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海量利润，瓦西里超市每天创造的流水，以及海棠贸易一刻不停歇的往苏修境内输入食品和服饰的利润。
海棠贸易的食品贸易利润，虽然不如倒爷们贩卖服饰的利润有好几倍这么夸张，纯利只有不到六成，可是胜在量大。平均到每天，海棠贸易需要向国内的工厂支付超过1500万人民币的货款，即每年有32.8亿人民币左右的利润。
32.8亿人民币并不是最终利润，海棠贸易的食品贸易采用的以货易货的方式，运进来的是食物，运走的是各种矿产、能源，交换的过程中，还要涉及到“非现金”、暗箱操作，32.8亿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会膨胀65%左右，即利润最终是54亿人民币。
南氏运走的矿产、能源并不会立即出售，比如废钢，一直在囤积，根本没往外出手。虽然钢的前面有个“废”字，可实际上每一吨都是好钢材，压根不愁卖，在手里憋一憋，价格再涨一倍轻轻松松。
撇除通胀等不利因素，南氏至少还能多赚七八成。
另外，在哥本哈根发生的插曲算是让南易因祸得福，做为补偿给小日本尹万科夫提供的渠道，反而让海棠贸易的销售渠道拓宽，接触到了一个新群体——Ворвзаконе（盗贼或合法盗贼）。
在苏修，有两个行走在灰黑两个地带的群体，一个是盗贼，另外一个叫сука（母狗），之前海棠贸易对接的就是母狗，现在又多了一个盗贼，出货量提升了不少。
有组织的罪犯从来没有缺席过俄国历史，这和俄国过于广阔的疆土有关，一旦跨过乌拉尔山的欧亚分界线，中央的控制力就大打折扣，地方官员自行其是，而在他们关注不到的地方，由流浪农民和退伍军人组成的盗匪集团就维持着当地的秩序。
有组织犯罪的情况，在沙皇时代愈加严苛的流放制度和苏修时期的古拉格制度下愈演愈烈。
圣彼得堡或莫斯科总是简单粗暴地将罪犯剥夺政治身份，然后扔到广袤的西伯利亚森林里从事苦役，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技能、身份、财富仍然可以在偏远地区得到发挥。
流放罪犯中武力过人或智力超群的那些存在，逐渐成为苦役犯中的领导人物，犯人进化出属于自己的社会层级结构。
为了避免监狱方的监管，他们编制了一套纹身暗号。
1974年的一天，一具浮尸飘上了列宁格勒的海滩，尸体在芬兰湾里已经飘了好几天，浮肿发臭，面部也肿胀变形，更没有衣服和身份文件，几乎无法辨认身份，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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