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后道，
“商人最是贪得无厌，皇上就算赐给他们盐店，他们也一定会同你四弟、同朝廷耍心眼儿。”
朱翊钧笑道，
“他们耍他们的，咱们耍咱们的，佛郎机人都在濠镜自治了呢，还不是一样要向我大明缴税？”
李太后道，
“海商不是农民，他们不会待在原地不动的，他们要闹起脾气来，直接上船当了‘倭寇’、卷起家产移去了外国也未可知。”
朱翊钧回道，
“他们要敢再当‘海寇’，那不是正好给了朕口实出兵？至于移民，他们要移就移，不想当大明子民朕也不勉强，人各有志嘛。”
朱翊钧这话是针对于晚明的历史背景而言的。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即使抛开万历十五年还没出生的郑芝龙，福建海商也绝对是晚明海上商路中可合作的对象之一，而非李太后或朝廷所认为的、需要严加防范的劲敌。
在朱翊钧眼里，万历十五年的福建海商不但不可恶，而且简直是全体投错了胎。
他们要生在同时代的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或是任何一个重视海洋文明的西方国度，早就人均一个公爵头衔、人手一间海贸公司了。
而晚明的福建海商之所以没有成大气候，或者说，没有像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那几个西方国家的海商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最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明廷根本不懂海商的价值。
从嘉靖到万历，但凡有一个皇帝懂得海贸有多重要，都不会造成后来欧洲各国开拓海上殖民，而中国只会无限内卷和窝里斗的历史结局。
晚明的福建海商原本是有潜力成为中国第一批殖民探险家的，他们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就开拓了去暹罗、占城、琉球、咬留吧、日本和吕宋的航线，甚至有不少福建华商在吕宋、澳门或日本成功定了居。
可是这一大好而不是小好的形势却被万历皇帝的狭隘和短视给破坏了。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吕宋之后，对寄居在吕宋国的福建海商曾先后实行过四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其中尤以发生在万历三十一年的“大仓山惨案”为最。
而当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屠杀了两万五千个华人之后，万历帝不但没有出兵兴师问罪，反而将这些海外华人视为麻烦和累赘，甚至将这些被杀死的华人称为“不良之徒”，让西班牙殖民者“勿容爱怜”。
朱翊钧每每思及此节，就不由为晚明福建海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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