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一直是唐朝政府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过，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漕运成本仍然很高。晚唐李骈任度支时，每石米的运费依然维持在七百文钱。
而此时京城市场上的米价，每斗（十斗为一石）才四十文钱。因此，李骈主张不再从江淮运粮进京，改为交钱，每石米折算为七百文钱，然后朝廷拿钱直接到京城市场上采购粮食入官仓。
李骈的这个主张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正确的。朝廷不再从江淮运粮进京，改为从京城采购官粮，把贩运粮食的事情交给民间商人去做，还真有点市场经济的味道。
如果这项改革如果搞成功的话，不仅可以解决长期困扰朝廷上下的漕运问题，而且可以促进粮食市场的繁荣，甚至可以促进资本主义萌芽。
但问题是，中国古代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以民间商人为主体的粮食调剂市场。
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体制与李骈构想的粮食改革政策根本不配套。所以，李骈的改革方案一出台，便遭到了时任丞郎的王铎的质疑。
王铎认为如果官粮从京城市场上采购，将会导致京城的粮食供应紧张，价格大涨。而从江淮运粮充实关中，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可以救济沿途许多贫苦百姓。
显然，把漕运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才是王铎的主张。但是，由于李骈的改革方案看上去对朝廷有利，最后仍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方案推行后，果不出王铎所料，京城粮价猛涨。粮食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粮价大涨马上引起了京城百姓的强烈不满。
而商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则趁机囤积粮食。朝廷想从京城市场上收购粮食，居然没有商家愿意卖。
一系列连锁反应大大出乎李骈的意料，不到十天，李骈便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请求辞职，乖乖地摘下了头上的乌纱帽。
徐齐霖思来想去，也认为依靠民间商人的运输不靠谱。民以食为天，若因粮价暴涨，或是闹出饥荒，这可不是小事。
既然民间商人承担不起这个重任，那就换一种思路，由大盈库来管理这个航运公司，对运输的物资进行调控。粮多了就改运布帛钱财，还能减少运量。
同时，南北货物的交流也能掌控在手，从更高的层面加以调控，尽量使运输船只来回不走空，提高运输的效率。
只有这样，才能把漕运的费用真正降下来。要知道，别看开陆路绕过了砥柱之险，运费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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