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额，利润也仅仅只有五万盾，对于我们整个东印度公司而言，已经降至一个非常微小的市场了，甚至还不如我们新开辟的安南市场。”
“全都是因为明国的尼古拉一官的原因？”德林总督沉声问道。
“是的。”阿普顿点头说道：“造成日本市场如今的情形，一切的根源就是尼古拉一官。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当初签订的贸易条款，还以明国内乱的名义，禁止提供生丝、棉布、瓷器，以及其他明国商品与我们。反过头来，他凭借着地理优势和明国人身份，大肆向日本倾销海量的明国商品，几乎垄断了整个日本市场。很遗憾地告诉诸位先生们，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日本市场，或者说，我们被挤出了日本市场。”
1639年，日本江户幕府发布最严锁国令，除了大明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其他所有国家地区均不能前往日本从事外贸活动。日本锁国令颁布后，还有后续的动作，如禁止平民穿用丝织品，不许奢侈，又封闭银矿，减少生产，以导致银价高涨，达到迫使外国商品降价的目的。
日本锁国令，对荷兰人的贸易生态有极大的影响，因他们是依赖明政府的禁倭政策，得以用强大的航运能力谋取中日贸易的差价来赚取高额的利润。但郑芝龙却利用他垄断整个大明海域的特殊优势地位，以及较近的地理位置，迅速挤占荷兰人的贸易份额。
三年前，郑芝龙更是出兵袭取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台湾岛上的两个据点，使得荷兰人在大明附近失去了贸易中转的立足点。
而且，郑芝龙对整个贸易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对内地的战乱，他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因内乱影响丝织品的供应则作了有效的安排。在1640年，他从广东及澳门裹挟织布工人150多户至安海街外，就地生产，以提供充足的丝织品货源。
因为日本锁国令，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击是非常严重的，曾经兴盛的对日贸易就此没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批优秀的织工人和商人被郑芝龙迁移至泉州。当然，郑芝龙对他们也是有所补偿，允许葡萄牙人租用郑家船只和人员，可以打着郑芝龙的名义，前往日本进行零星的贸易活动。
虽然在三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和解，并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双方对日本市场进行了简单的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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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强势的郑芝龙却从未认真遵守这个贸易协定，加之要开发台湾和吕宋，需要大量的银钱，因而，郑芝龙开始疯狂往日本进行货物倾销，准备垄断整个日本贸易份额。在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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