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本，商为辅。
主次如何，清清楚楚。
不过，天子自然也清楚，这个规矩，在当下昭武一朝，自是牢靠。
但随着时间演变，商的存在，必然愈发昌盛，规矩的存在，也必然会愈发微弱。
很是清晰的一点，那就是富裕与否，商富裕，那就意味着其子嗣后代，可以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又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人脉，就足以轻松踏上仕途。
就如前明末年江南那官商一体一般，官为商，商为官，两者贪婪合一，什么规矩，什么束缚，都是如同虚设。
而当下，朝鲜这一次市舶司异常繁荣之景，部分士绅地主，将重心从农，转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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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至此，天子也不禁摇了摇头，弊病，其实根好解决。
纵观青史，历朝历代，已然给出了清楚答桉。
重农，抑商！
直接一刀切的抑！
士农工商，商为贱籍，为社会最底层，从礼仪道德，到法度规矩，层层设限。
但同样显然的是，前明数百年时间，商业的演变，亦是证明了这一套，已然不符合时代了。
任何事情，显然都是相对的。
一个家境优越，坐拥丰厚财富的富商，又怎么可能甘心被限制在社会最底层，连地里老农都不如？
有钱，就必然有地位。
有钱，没地位，那也会想方设法用钱，去换取地位。
这时必然。
从根源的限制，就会导致前明时期那般几乎是让王朝倾覆的弊。
因为前明，是从洪武这个根源上限制商，漠视商。
这种限制，却不可能一直保持严苛。
商人该发展起来，还是会发展起来。
前明江南的商贸盛行，便是至理。
而洪武之后的大明天子，朝臣，也不可能再如洪武那般，严格贯彻限制之策。
如此之下，带来的，便是前明财税的糜烂。
毕竟，前明，从根源上，是重农抑商，商人，是最低等。
可事实上，商人，在前明，却已随着时间而慢慢崛起。
朝廷之策，是从根源上漠视商业，而事实上，又无力继续保持对商业的压制。
而朝廷从根源的抑商之策，自然注定了，前明朝廷，不可能实施有效的商税之策。
商业的存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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