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倒也并不是完全说不通的。
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因为一件完全没有缘由根据的小事，以讹传讹、越传越大、越传越广，就会引起一阵难以控制的风波，直到引起朝廷的注意，然后各级官员上纲上线、层层加码，报到皇帝那边就是一起谋反的大案，最后颗颗人头落地——有冤的、没冤的、冤大的、冤小的，死了一大片，事情最终以悲剧为结尾……
但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看似是随机产生的，但背后也往往有其必然的原因，或许是某些尚不为人知的阴谋正在慢慢发酵。
就算没有这样的阴谋，也至少说明朝廷、官府对社会管理能力的大幅度下降。
自从年前野驴岭一战溃败以后，大齐朝廷就陷入了兵、钱两荒的境地。
一方面，朝廷为了应对北方戎羌的压力和威胁，不得不重建军队、重建国
防；另一方面朝廷财政吃紧，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投入军事，因此朝廷上下弥漫在一种普遍缺钱的状态当中。
为了搞钱，皇帝甚至特旨允许萧文明可以同倭国通商，要是在国库充盈的时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但为此，萧文明每年贡献给朝廷的三万两银子，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朝廷收入的真正大头还是在农业税上。
皇帝也曾想过增加田税用于充实国库，但是朝廷里现在倒还有几个脑子清醒的官员，坚决表示反对，理由也很充分：因为现在大齐国上下，土地兼并已到了十分酷烈的程度，大量的土地集中在豪强市身手里，朝廷想要加田税，他们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避税。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虚报土地、瞒报土地，报的土地少了，交的税自然就少了。
这种行为，按理说地方官员是要查处惩罚的，但是这些地主豪强大多同官服有勾连，甚至和当地官员穿一条裤子——就好像徐世约这种——官府非但不会查处惩罚，有时候甚至还会帮着隐瞒。
然而朝廷征税指标下达之后，每个地方应当征缴的税收数额是确定的，既然没有办法从真正掌握土地的地主豪强手里征税，那就又只能将征税的目标瞄准小民百姓了。
这样一来，原本皇帝好心或许只增加一成的田税，到最后执行的时候，落到每一个农民的头上，就变成增加十成的税了。
这还是在当地官员相对清廉，没有动外脑筋去克扣、侵吞交上来的税款的前提之下……
普通百姓现而今就已经挣扎在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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