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县城的银行里去取钱，至于比县城更远的省城还有那些只在电视上出现过的大城市，他们没什么感觉，反正只是去不了的远方。
倒是儿子有时候会在电话里跟他们说，等以后赚了钱，就把他们接过来旅旅游。老夫妻虽然并不渴望什么旅游，但听到唯一的儿子这么说，还是挺高兴的。但他们等了几年，没能等到儿子的邀请，而是等到了儿子的死亡通知。
杨大伟不知道那对不识字的老夫妻是怎么来到梧桐市的，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辛酸与苦楚。那是他不愿想象的内容。
只是到了梧桐这座夺走儿子生命的城市后，两个老人却又陷入了困境。他们不认识路，想问路，但一口太过浓厚的乡音却让一些想帮忙的过客也只能苦笑着摇头离去。就这样，两个搀扶着，在车水马龙的水泥森林中兜兜转转，却怎么都找不到儿子工作的那栋高楼，走了半个多小时，却只走回了原地。直到错过了之前约定见面的时间，他们才病急乱投医地想起给人打电话求助。
但他们却打给了错误的对象，将电话打到了杨大伟这个儿子公司的委托律师这里。
他们显然不懂何为被告，何为原告，他们只知道律师便是帮助他们这些穷困人的正义使者。
他们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正义使者是有立场的，就连正义本身，都是有立场的。
杨大伟虽然是正义使者，却没有义务去帮他们。
但听着电话里两个老人有些无助的哭声，杨大伟最终还是打车去了，花了一个半小时，将两位老人带到了谈判地点。
两位老人是那种不喜欢麻烦人的性格，明明只是一个极其微小不过的帮助，却一再感谢杨大伟，好像承了杨大伟天大的人情一般。所以当杨大伟照本宣科，向两位老人开出了公司的条件时，两位老人小声合计了一会儿，便答应了，拿了公司给的二十万，捧着儿子的骨灰，哭着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当时的委托人对事情能如此顺利的解决表示很满意，除了约好的劳务费之外，又给杨大伟塞了张银行卡。那两位委托人还告诉杨大伟，以后有类似的案子，他们还找杨大伟。
在送委托人出门后，出于礼貌，杨大伟在门口多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便从那两个衣冠楚楚的社会精英口中听到了毫不掩饰的大笑，以及类似“傻、逼”“土老帽”“活该一副穷酸样”的字眼。
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要冲上去，去问问那两个人口中的这些话到底指得是谁。
可当他鼓足勇气迈出一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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