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约为两百万两，主要来源于倭国和婆罗洲，流入银两根本满足不了宝源局的胃口，民间财富在快速集中到宝源局之中。
而且宝源局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吸储，这种吸储随着利息承兑，备受各地商贾的信任。
“皇叔曾经在邸报的次版上，写过一份关于利柄论的社论，朕看过并且准刊，孙炳福就是利柄论的践行者。”朱祁钰对孙炳福的行为进行了定性。
通过宝源局对大明各行各业进行投资，是朱祁钰让宝源局吸储后做的事。
他本来以为孙炳福会慢慢做，至少数年之后才会有成效，但是孙炳福只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做到了。
投资财政获利颇丰，公共财政，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路政、教育、医疗等等行业，都可以加大投入，这自然是好事。
于谦不明所以的问道：“陛下，《荀子·君道》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钱货只要用得好，大明的银钱就如同沟渠中的清流，源源不断，何来忧虑？”
大明眼下的几大工程，靖安的水利、河南开封的治理黄河、云贵川黔疏浚乌江、涉及数省的二十万里水路、四十万里道路硬化、官厂营建等等，都会把这些银币花出去，最后到百姓的手中。
这是大明财经事务的生生不息、源源不断，大明内循环的初步形成，为何陛下要如何忧心。
宝源局发展速度之快，让朱祁钰颇为担忧，他很担心孙炳福在竭泽而渔。
朱祁钰看着于谦，十分郑重的说道：“朕为何忧心。”
“以大宋为例，大宋是富有了，百姓的负担理应减少，但是两宋之时，百姓们身上的枷锁却层层叠叠，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两宋上了史书的民乱，攻破县州府的民乱就超过了四百余起。”
“取之于民易，用之于民难。”
朱祁钰和于谦说的是分配的问题。
两宋的时候，朝廷的税赋一年就超过了三千万缗，折算成银两，也超过了两千万，而且累年增多，但是百姓們收入增长甚至涨不过通胀，藁税都交不起，乡部私求又数设名目，百姓苦不堪言，民乱不止，最终民不聊生，天下疲惫。
朱祁钰当初行钱法，并不是想把大明折腾成大宋那般模样，他更不想自己的政策，真的成为亡国之策。
朱祁钰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所以他才会忧心。
对于财经事务之事，于谦的确不如朱祁钰，也就沐阳伯金濂在世的时候，才能和陛下讨论几句。
于谦沉默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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