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希望通过变法达到揽权的目的，把宋仁宗时期的老变法们都赶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恰好符合了神宗的利益。一是他的变法主张确实能够替朝廷敛财，缓解财政压力；二是他的个人性格也符合神宗打压老变法的潜在目的。在这种双赢局面的推动下，王安石和宋神宗就算是一拍即合了。然而基于这种目的不纯的变法改革，遭到抵制也是必然的。
首先是绅士和老百姓反对他，士绅反对很好理解，毕竟王安石动了士绅的利益。百姓为什么也反对变法？这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的目的是富国而不是富民，他夺商人、地主和农民之利归国家，富得是国家，跟老百姓没关系。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没有
缓解贫富差距，反倒把地主和农民都得罪了。老百姓因为变法减轻了一些原有的负担，但是变法也给他们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一来二去，老百姓的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减轻。
其次是官员反对改革。这一点看似正常，但背后的利益关系很复杂。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因为利益受到了伤害，坚决反王安石；有一部分人纯粹就是避嫌，这些人就是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老变法派。他们并不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但是他们就是要反对变法。因为他们的身份显赫，已经不需要通过变法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了。他们的反对，实际是一种自保。也就是给变法提点意见，万一变法失败了也赖不到他们的头上去。并且他们也知道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的潜在目的是借王安石之手揽权，然后把他们这些老人都轰下台。
所以当王安石利用变法搞党争后，他们这些老变法就更不能接受了。他们非常反感王安石借用变法暗地里挑起宰相和御史之间的矛盾，使得相权被迫依附于皇权。因为一旦当相权完全沦为皇权傀儡，御史的谏权就会被皇权和相权完全孤立，最终也会沦为皇权的傀儡。王安石下台后，欧阳修和韩琦的隐忧得到了验证。继任的王珪等人都是没有主见完全只会听皇帝指令行事的傀儡，而御史也彻底沦为了皇权和相权党争的打手，再无权力制衡可言。再后来宋徽宗昏庸误国，他想怎么作，完全没有人能规劝他，最终导致了北宋社会矛盾的大爆发。
那么司马光和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呢？其实他们的反对出发点并不相同，跟韩琦和欧阳修的出发点也不一样。苏轼认为皇帝不是与百姓治天下，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我们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就是做官谋福利。如果不以读书人的利益为先，那我们凭什么为你卖命？这样的思维，简直就是欠收拾。后来苏轼被贬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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