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评论此事说：“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达到了“为极品之官”[14]（卷192）的顶点。像政和四年六月，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管军为武臣极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为次等，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遂诏送礼制局，“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从之”。[4]（职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将帅，不能参政。”[8](P552)限制武将，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是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10]（《梁周翰传》）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自梁、晋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从总体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
当然，限制将帅的参政权，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其实，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10]（《张耆传》）杨崇勋，“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10]（《杨崇勋传》）仁宗朝的郭承祐，“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云”；[15]（《郭承祐传》）等等。
更为关键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过程当中，三衙往往也比较活跃，发挥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韩琦为“定策元勋”，但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协助宰相韩琦，对稳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动亦功不可没。
李璋，是仁宗亲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实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传》记载：“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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