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身上。他有些后悔当初为顺利入主北京而对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就和照顾政策了。
----为了顺利夺取行政权，不得已，将一些各地的头面人物赶出了政|府决策层，但又防止其走向人民党的对立面，以腾出时间在此后的一段期间内稳定政权，又以考虑各地的选举能力情况为由而把各地的豪强推向当时认为“无足轻重”的县议员职位上。
本来自己有想过起草一份适合于自己的《国会选举法》来清除掉这个隐患的，但是因为经济与军事发展牵涉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后来又为妥善解决“五卅事件”及其延展一直尽心尽力，到选举前夕才意识这里可能有风险。
当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张作霖还不以为然，作为国会主席的吴俊升也觉得国家军政机器已控制在手中，手无寸铁的其它党派绝对没有能力搅动什么大浪的，因而并没有对这些隐患作出预防。而今看来是错了。
因为人民党入主后，时间短暂，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建设工业强大的中国和取得政权的控制上，对各地失去原有行政权力的民国宿老和官员绅士的关注较少。
这些本是以土地起家的人因为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而家道衰落的本地头面人物被取缔了原有特权后，一直对政|府不满，只是苦于没有发作的机会。
本来张汉卿的经济改革的思路是伴随着政治改革前行的，即广大翻身农民在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后能够在政治上觉悟，从而自下而上参政议政，才不致有当自己这位“卓越”的改革家离开后“人亡政息”。
但是由于时间太短，多地的县级议会仍被这些过气多时的显贵把持----只有这些不愁温饱的贵族阶级才有时间“折腾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政|府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呗”----这是一位分得土地的农民的原话，但很有代表性。在他们心中，这个给他们带来身心解放、有吃有穿的政|府是可信的。但是他们想不到，正是他们这种对立法权力的淡漠差点毁了这个他们衷心热爱的新成立的民国政|府。
因为人民党在后据省份控制力量上的薄弱，关键的县一级的议员人选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呐喊与宣传，也受到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抵制。
当然也有一部分地区因为过度追求工业的发展而造成某些行业有“大跃|进”的嫌疑，也因此导致人民生活条件并未有大的改善。
想想中国人民是具有多么博大的爱国之情吧，即使如此，也鲜有人置疑人民党政策的错误，而是理解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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