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待在市委组织部，我知道这个数据，在当时的新干部中，军人出身的最多，最大比例曾达到新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七。”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成份论，而且这成份论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军人最守纪律，军人最为纯洁，军人最嫉恶如仇，军人最有追求也敢于追求。当然，那一代军人从政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文化程度太低，在权色钱面前，很快就有相当一部分迷失了堕落了，再加上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不够，很多军人出身的干部堕入了深渊，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既是成份论的成功，也是成份论的失败。”
夏富麟说：“我有同感，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仕途的干部，已经都在五十岁以上，除了部分退居二线，大部分都已退休或正处于退休边缘，安全着陆的比例确实不高。”
“但是大浪淘沙，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我后来研究了这二十年来的干部情况，特别是犯错误的干部，而我说的错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错误而受到处分，但仍然在继续工作，一类是因错误而被双开甚至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我的分析的出发点是干部的出身，也算是成份论吧，结果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老夏你说，哪一类出身的干部相对犯错最少？”
夏富麟说：“显而易见，应该是军人，当然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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