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山的试探着问道。
周遇吉却没有多少犹豫的回道：“不臣之心的事，军中当然应该予以严惩。有害战斗力的其他一些违纪，当然也应该在大胜之后同样予以处理，避免骄兵的形成。不过在下觉得，当年戚少保在《练兵实纪》中的一些做法，仅仅适合恰如其分的要求，并不适合严格的落实下去。比如所谓的食不言寝不语，士兵之间没有如家一般的感觉，那恐怕很难更进一步成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强军。。。”
“这一点朕当然明白。可是朕不愿意去赌，朕很有自知之明，朕并不是一个能够有巨大人格魅力的武将，能够通过传统的方式最大调动起队伍内的凝聚力。如今这种方式在实战中证明，虽然不是最好的，却是最稳妥的。一个武将赌输了，只要后台够硬历史上也不一定受到责罚，如果朝廷的人才有限说不定还会重用。可是朕如果赌输了，那恐怕就不仅仅是失去一家之天下的问题，还有可能让华夏彻底沦陷于建奴，重演当年蒙元之祸的可能。。。”萧轩在思考之后当然没有习惯性的交浅言深，合盘托出自己的全部想法，也只能这样对周遇吉解释道。
不论怎么说，周遇吉此时虽然依旧算是年轻，但同营中其他少年骨干那种自己教育出来的亲信还是很有不同的。很多话，在权衡之后还是不好明着讲出来。
萧轩还想到的是：小集体主义、家本位、孔儒以来的华夏或者其他很多地方的小集体主义、上下大小相制其乐融融那套宗族主义或者关系主义，固然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能够爆发出不小的战斗力，可在多数情况下却是平庸的。“武德”有高地，可“高地”并不一定必然“武德”啊？西方近代殖民战争中固然有很多“原始勇武”的闪光点战例，可比鸦片战争清军强不了多少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同建州大军在军事表现上很亮眼，可奢安之乱中那些能被同时期的晚明明军碾压的少民又有多强呢？更别说印第安人或者缅甸人当年在面对英国入侵的一些战例了，在军事上那些诞生于自然经济时代的传统文化或许有好有坏、时好时坏。可在工业上、科学进步上、整个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上则是会起到阻碍作用的。
如现代中国一线发达地区，虽然社会节奏和社会环境让人很不舒服，可种种人治文明或者关系文化弊端实际上却比看似“舒服“的200X年二三线小县城之类的地方少的多。自己的军队所承担的职能如果不仅仅是打仗或工具，还是新社会的一个胚胎，就不能有太多人情或人治方面的弊端。这当中带来的缺陷，也要靠普世主义政治化来解决，而不是强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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