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了许久之后，萧轩还是打算以制度性的方法来解决过去从官僚衙门都延伸开来的很多其他地方的一种任人唯亲的“千年积弊”，以细则化的明文来确定那些人事任命情况是要“避嫌”的。
经过召集了不少人的广泛商议和讨论之后，最终还是明确了一些看起来影响会比较广乃至也比较重要的原则。第一，从军队到企业，不同级别的管理岗位，要以五年为单位定期举行纸面考核。考核不过关，就不具备某一级别的资格。”其实就如同后世的高考一样，它虽然也有一些弊端。不过相比之下，在东方世俗社会这样一个实际环境下如果没有“文凭至上”很显然弊端会更多。而且即便是高考，很多弊端也是“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带来的。哪怕大学毕业的时候再来一次类似于高效扩招初期级别的淘汰率并以大学毕业考试来确定文凭，那种相关的弊端都会削弱很多。
其次还明确了需要避嫌的很多种情况：只要是有充分人事权的职业和级别，则包括兄弟姐妹子女父母等直亲范围内的向上调动都属违规，一级间亲乃至直亲的同连战友、同乡等相关人员的奖励性向上调动都需要在中央或总督区一级单位上的报备。同时，还在最大限度上的给予了相当部分内企业上层很大程度上的管理权限和自主权。企业的领导人有没有真正意义上实权，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企改革是否彻底”的一个重要标志。很显然，对于君主或中央来说，直接介入企业内部的很多纠纷是做不到的。但是这至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简化管理层级乃至监管所需要针对的对象。
整个崇祯十七年的社会在法律体系、司法体系在新的模式之下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之后，也带来了规模不小的社会红利。虽然工商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上的进步不那么大了，可是来自海内的财政收入却依旧有了规模不小的提高。
“中纺“的管理层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革新，开始变得锐意进取之后，通过印染乃至下游领域的补充性发展乃至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改进，仅仅一年的利税就达到了两千万两上下的规模。北方矿区的煤炭经营也得到了很的程度上的改善和提高，虽然煤价下跌导致还没有“中纺”那样的成就，可是每年的利税却还是达到了一千五百万两的规模。
仅仅是官营工商业和以前积弊重重的官田，在进行彻底的管理革新之后，每年的收入就达到了五千七百万两上下的规模。再加上商农等领域的税收，仅仅是海内的财政收入就退坡了一亿两千万两，这还是在粮价的上涨因为整个经济体量的扩充不像十年之前那样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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