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只有百分之二左右的水平，而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可能还并不比二十一世纪初期那个间歇期强多少。十九世纪就更是如此。
然而在萧轩不惜任何代价乃至血本的科教乃至技工投资之下，大概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整个时代的主要核心技术就足足前进了大概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从崇祯三十年算起的三十年内，则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进步到了二战时代前后主要技术水平。
本土人口在增加到两亿左右的时候，城镇人口增加到了一亿五千万，整个工商业经济规模也从接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水平，进步到了二十世纪初五十年代美国的水平；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率长期保持在平均每年百分四到百分之五左右的快车道，并且长期在经济增长上保持两位数上下的水平。
做为一个靠先发原创技术带来进步而非进出口贸易乃至后发积累的后发国家做到这样的成就，成本当然是高昂的。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教育与科研投资从国民经济的大概百分之十左右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一，几乎如同总体战时期的列强一样，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大号的科研院所乃至附属工厂及学校体系，远非历史同期可以相提并论的投入终究也带来了远非历史可以相提并论的投入。
当然，同历史上20世纪五十年代相比，整个社会的技术格局短板还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在基础科学乃至理论数学、理论物理方面，实际上就明显落后于时代，生物乃至医药技术方面未必强于二战时代的苏联；石油化工领域乃至诸多试验仪器科学方面更是只有二战时代苏日一级次强国家的水平。原子弹项目因为涉及的动员范围太广，仍然只是在缓速的进行中。战列舰及其相关的海军技术更是长时间的停留在鱼雷艇与驱护舰的层次上。毕竟在这个大一统格局的时代，并不存在列强竞争格局之下才会独有的一系列技术。
经济与时代上的突飞猛进，也让萧轩以前曾经忧虑过的许多事情在这个时代已经并不成为十分让人担心的事情。民智越开化，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君权反而越巩固。曾经的年代里，少数上层搞秘密政治就能够左右朝局，然而当不需要秘密警察乃至军队内的组织，不需要所谓的革委会体系乃至大量的劳改分子，甚至比需要领袖靠宣传机器塑造出一个“老大哥”形象。如果有人胆敢“诽谤”君主及其亲属，甚至不需要告密者大众就会自发的维护领袖的时候，一切也都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了。
崇祯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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