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尉缭子》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
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尉缭子》的思想大体上接近法家，反对孔孟的亲亲原则，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和治军，某些思想显得非常残暴，全文处处可见“诛杀”这样的词汇，并且大力倡连坐保甲制度。有意思的是尉缭却非常推崇德、仁义，提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告诫君主“杂学不为通儒”，言外之意他的理论才是最有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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