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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