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农副产品往多了算那就得一百往上。
而办这个夜市，要想出点成绩，让上头高兴点，哪怕是每天就几个小时。摊位怎么也得收个三四十吧？何况税务局还要按季度征收定额的工商营业税呢。
就靠卖服装公司的处理服装，来摆摊儿的交得上这个钱嘛？而且无论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这些钱都是必须要交的。
所以无论宋国甫怎么想，他都觉得不会有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干这个。
更何况就是真能招上人来，他也不是就此放心了。因为万一买卖不好，来的人挣不到钱，那最后也肯定是个“黄”字儿。
其实他怕就怕出现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万一开了一个月就散了摊子了。那可就等于给政府脸上抹黑了。
绝对是白忙和一场，最后反而无功有罪了。这又有多么冤枉呢？
至于其他具体怎么筹备、怎么安排、怎么实施的苦、累、琐碎，那反倒是次要问题了……
对于宋国甫表现出来的忧虑重重，洪衍武能理解。
因为这就是这个年代人们的普遍状态。大家对怎么做买卖所知都相当有限。
没人懂得什么叫市场规划，没人懂得什么是消费群体定位，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差异化经营，更不懂得什么叫时尚流行。
这样就导致人们全是商场上的“近视眼”，什么都得亲眼看见结果才能相信，才能做出下一步反应，哪怕是管理经济的人也是如此。这不奇怪。
于是为了让宋国甫放心，洪衍武就耐着性子简单解释了一下。
他很笃定的说，宋国甫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服装和小百货绝不一样，这里面还有一个虚荣心和追时髦的问题。
用的东西毕竟是搁在家里，再破也没人笑话。但衣服就不一样了。
像滨城流传一句话“苞米肚子，料子裤子”就足以证明有人重外不重里，宁可亏待肠胃，也是要穿出个模样来的。
即使京城人再务实，只在乎肚子，不在乎虚头巴脑。可总归有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不是？
而且完全可以肯定，现在大批量年轻人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他们才是服装消费上的主力。
为了找对象，总得穿出个样儿来才行不是？特别是姑娘，那有多少件衣服也总会觉得自己还是少一件。
即使没钱没工作的，只是街上的小痞子也不要紧。为了追时髦，不还能跟父母伸手呢吗？
那么信托行的旧衣服也就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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