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垄断京城餐饮业的长达三百余年的传统鲁菜饭庄走上了下坡路。
这也就给了私营餐馆和异地美食的后来者居上提供了可能。
此外还有呢，偏消极的娱乐形势也开始在社会上泛滥。
除了各个公园里的游乐场附近出现了用“水管兄弟”、“大蜜蜂”、“打老鹰”、“青蛙过河”，这些虚拟游戏勾搭孩子，以两毛一个币的“小刀儿”割家长肉的电子游艺厅。
只需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一个场地就能开张，以开枪似炒豆儿，练剑如神仙的港台片来吸引青少年的录像厅，也于突然之间遍布街头。
甚至不乏有人为了牟利，改变原有的一部片子，偷偷改放精彩刺激的“*****”。
同时，各种非主流的、否定人们习以为常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小报和书籍，也开始出现在书报摊儿上。
比如《野人的x生活》、《特大抢劫案》、《震惊世界的奇闻》等等。
当然，不同于这一年同样因敏感内容而热卖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样的书刊丝毫也不具有半点文学意义。
纯粹是以杜撰的抢劫、凶杀、婚变等内容来挑动人们的猎奇心理。
说是低级下流、庸俗不堪，并不为过。
所以这一时期，群众意见很大，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
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
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录像厅、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
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
“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竟然变成了“婚外恋”。
接着，又继而诞生了“情人”的说法儿。
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被鄙夷的范畴。
但如果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
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
不能否认，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
最后的一条是，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管控了。
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
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除了把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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