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句名言：“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常常会比他实际上想做的那样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将达到利他的效果。通俗点说，就是“人人都为好，社会就会变更好”。但是上面的“囚徒困境”却对斯密提出力挑战：对两个嫌疑犯来说，在斯密精神的指导下完全为了自己好，结果却是大家都不好。
最有利的1年监禁没有出现，两个囚徒损人而不利己，一个悖论就此出现了。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悖论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我们已经知道，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两个嫌疑犯相互“串供”，这个名词在经济学上要文雅一些，称之为“合作”，就能达成最好的结果；或者换个角度，当他们首先替对方着想时，也能获得最短时间的监禁。这时，问题就变得深刻了：每个人的利己行为，导致的最终结局却是对所有人都不利，只有合作，才能使得大家获得最多的利益，形成“双赢局面”。
话说回来，这个结论又何尝不直指人性的本质呢？如果将“囚徒困境”运用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我们会看到在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司空见惯的博弈现象。
在我国，老百姓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商家疯狂竞争、降价，以期占据市场。消费者当然是受益者，但是，商家价格大战的结局却往往令他们很失望。跟“囚徒困境”的结果一样，损人而不利己，最终是谁都没有钱赚，甚至还濒临破产。价格战对商家而言无疑意味着自杀。因此，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商家采取合作的态度，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避免这种没有意义的价格战。
“囚徒困境”还适用于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说，有些行业往往很清楚环境污染的危害，也不愿意这么做，但在很多情况下却被迫放弃污染治理。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作个假设，即**没有严格的管制，那么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果其中一个企业家良心发现，自愿投资治理污染，那么他的生产成本必然增加，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最后导致失去竞争力，导致破产。
实际上，我国的企业在20世纪末的做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企业生存的空间的，这对于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而在**加强了污染管制后，企业都投入了成本以有效降低污染，即在“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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