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战报，四千多里路程，启用“六百里”加紧快递，只要七天即可到达。
这在当时，差不多是最快的速度了，战争爆发时，位居北京的皇帝可以利用这条高速通信系统直接指挥前线军事。
清朝皇帝对这个系统厚爱有加，也非常自信，也就频繁使用。
在苗疆战争中，乾隆皇帝与军机处的大臣阿桂与和珅等人，对布置在苗疆的十数万大军频频发号施令。
没有军机处的上谕，前线的将军常常不敢轻举妄动。否则，一不小心犯了错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这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前线军官的积极主动性。
战场上瞬息万变，前线指挥员却没有最终指挥权。
一旦投入战斗，无论这个系统反应多么灵敏迅速，都是赶不上战场上的变化形势的。
过分强调最高决策机构的指挥权，影响了战斗在第一线官兵的主动性。
身处前线的将军们，常常为等皇帝的新指示而贻误了大量战机。
对快速作战反应系统的自信，只是从技术上来说。从战争指挥权来说，这也反映了满人官场文化中，已经将皇帝在行政上的至上正确性转移到军事上，即认为皇帝及其智囊团具有绝对正确性。
比如，到底是采用“剿”还是采用“抚”，最高指挥者是摇摆不定的。就乾隆及其智囊给福康安下达的指示来说，就发生过多次反复。
前线将军们也就常常摇摆不定，不知如何措置，这就是清朝在指挥系统设计上的缺陷。
整个战争的统一指挥权都集中到北京皇宫的军机处，战场上不同省的军队之间只有一种柔性的“节制”权，北京鞭长莫及，来回半个多月的信件指挥，再加上调集军队，后勤补给等等一系列准备下来，至少得三五个月的时间，这就会错过了无数战机。
而这正是红旗军的机会，加上西南各地叛军不止他们这一支，而刚好红旗军有处于被其他叛军变相“保护”起来的位置，这就给了黎汉明快速攻下四川的机会。
当然，分析出了清军的缺陷，黎汉明思来想去后决定逐步改变这一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是黎汉明一直在自我强调的。
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除了比古人们多了一些见识和后世经验外，其他的可能还不如他们。
按照后世的经验组建一支新式军队没问题，因为这只牵涉到理论以及初步的实际知识，真正上了战场，以黎汉明现在的能力，确实还不足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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