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性工具。
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
但是如今的法家学说也只不过是阉割版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这些思想根本不能体现。
因为皇权、世家、勋贵，这些人往往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如今法家学说已经伦落于统治者管理百姓的工具。
配合阉割版儒家学说为统治者披上了仁德的外衣，故“以儒为表，以法治国”便最受统治者的欢迎。
而对于商道，可以说，在华夏这块土地上，在整个封建社会历程，从来就没有重视过。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杨帆也不知道根源，但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独尊儒学这么简单的原因。
或许可以归结为大多商人重利为世人说不喜……
可这样也说不通，要知道，即使其他杂学也很不受待见，但还是有很多成功桉例的。
整个封建社会，医学大师、农学大师不说随处可见，但还是有不少的，唯独古代的“企业家”却罕有留名者。
在杨帆看来，出现这种结果其实跟封建社会的眼界和偏见有关。
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大家当然都争先恐后地学习四书五经，学习的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之道。
对于商道这些小道当然是瞧不起。
杨帆之所以敢于将商学加入到科举考试的科目里，自然要打好腹稿应对疑问。
儒家子弟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臭毛病可不是学了八股文之后才有的。
因为儒家学说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是受到了阉割版的‘圣人’思想影响的结果。
如今杨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商学（经济学）纳入科举考试的一部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杨帆看来，即便不能将商学作为科举的主科之一，亦要将之添加进去，让天下百姓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
于是杨帆反问道:“请问魏老，你说我们大唐是否只需要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才？是否读圣贤书的人都能忠君爱国？”
没料到杨帆会如此反问，魏征略一沉吟，说道：“不可否认，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的贡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读圣贤书者，大多属于忠君爱国的青年才俊。”
似乎早已料到魏征会如此回答，杨帆笑着问道：“既然读圣贤书者并不一定都是忠君爱国之辈，若我们只在乎四书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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