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地往长椅的远端挪了挪，我们还是缩到了对面坐下。
诊室的门没完全关上，我们却没有一人进去，连张望的都没有。明明说，现在应该是在钉钉子。我们这种没什么医学常识又没受过大伤的小孩能想到什么呢？历史课讲到欧洲史的时候，看过的那张耶稣画像吧。什么意思啊？米乐毛骨悚然。听到明明这话，对面的两人不觉抬头，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明明自己的短发也都快立起来了。没人再发言，似乎都在门外的嘈杂声中捕捉着门内的动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自己好像没这种勇气。据说能听到锤子敲打在钢钉上的声音，我记不得了，耳边犹如响彻没有接收到任何频道的电台的嘶哑。“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小时候看这个故事只觉得关公勇敢无畏，后来每每读到都是不寒而栗。细碎的声音宛如噩梦的银指尖在步步紧逼。[1]
“你那时候好勇敢啊。真的像个大英雄。”
“那是打麻药了呀。我自己都不敢看呢。嘿嘿，其实没告诉你们，做这些处理之前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到了医院以后，我躺在那个救护床上，在一楼等电梯。等了有三分钟吧，电梯一直下不来——这还挺常见的。那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掉到了一个冰窟窿里，不只是太疼了，疼的要死，更是怕，短短的几分钟像几年一样漫长，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来不及治疗了，要被生生耽误得截肢了。越想越感觉脚凉透了，所以就疯了一样地哭，哭得陪我来的教练都吓傻了。后来是有个护士路过了，问我怎么回事。我稀里糊涂说不清楚，但她能看见我的状况，就说别怕，能治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她一说我就好了些，起码哭得不那么厉害了。医生护士的话的力量也太大了，好像是老天告诉我，我还有得救呢。”
而那天下午诊室外的时间与阿齐多年后和我说起的等待同样漫长。我知道，他所承受的痛苦与恐惧是我们这些肇事者与旁观者永远不能感同身受的，但那种忧惧还是在细微的响动里蚕食着内心的支柱。他不会站不起来了吧？不会以后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吧？我毁了他。米乐似乎这么说了，声音很轻很轻，轻到像花瓣冻干后的碎裂，无声无息。也许说话的不是他，而是我的内心。五月初的燥热骚动，已能够从消毒水密布的潮湿中炙烤人的心。需要一点凉气或是一点水，大概是一块冰。夏天里的一块冰，它不会融化，只属于渴望在时间里静下来打个盹的人，如果他还能背负着良心上的不安入睡。曾经那么多个日日夜夜，我躺在酷暑的封冻或灰烬的寒冷里，反复思考自己手上的血。无意中犯下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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