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时有发生。尤其是比喇叭裤长头发的争论要严峻得多的诸如“分田到户”“市场经济”等，我的这种矛盾、紊乱以至痛苦的心路历程一直在延续着。
1982年春天，我随下乡工作团到渭河岸边的乡村里去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新政策，怀里揣着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我们开社员大会宣讲文件，开干部会开党员会开团员会有层次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尽快地做出土地如何合理地分配到农户手中的方案，牲畜和公用水利设施、农业机械的分配和使用方法。我在对乡村基层干部和社员宣讲中央政策精神时全神贯注不打折扣，甚至时时都要正面回答诸如“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种普遍性的误解。然而就真实的内心而言，我与他们不仅有些相通之处，而且似乎有更深层的忧虑。我在努力地说服他们的同时也在说服我自己。我在区、乡两级**工作了整整二十年，其中在当时的公社工作了十年，十年里干的就是“学大寨”，说的就是阶级斗争和走共同富裕的阳光大道，批判和防范的就是“自发的资本主义”。除去极“左”的政治观念和政策规定，回到50年代中期合作化的最初的生活理想和思想理论上，我对分田分地和拉牛回家的做法一时难以诠释给自己，我按捺着自己的某些思想的心理的障碍和矛盾，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去说服那些老党员“老土改”“老合作（化）”，只有自己才知道那个别扭。
某一晚，在一个村子开完社员大会已是深夜子时，我骑着自行车返回驻地。行驶在乡村土路上，稻田莲池里的蛙声浑然似一张铺天盖地的网。我突然想到《创业史》里头某些难忘的情节来，惊诧得几乎从自行车上翻跌到路旁的麦田里。我在干什么？我不是与我几十年崇拜又崇敬着的柳青搞别扭吗？我现在在渭河边所努力做着的一切，不是正好破坏着他当年在长安滈水两岸的蛤蟆滩里呕心沥血着的神圣的农业社吗？50年代中期的县、乡干部，长年累月活动在乡村里，按照中央关于合作化的指示帮助农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入社，牲畜合槽。柳青更是从此入住长安农村，参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创造出曾经使我大段大段背诵过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为数不少的散文、特写更真实生动地叙述着他在农业社诞生过程中的思索和情感色彩，皇甫村和蛤蟆滩至今流传着柳青帮助农业社解决种种问题，甚至包括总结饲养牲畜的经验这样一类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故事……我几乎无法回避这样严峻的现实，即柳青当年在长安村所要努力建树的理想的生活模式，我现在同样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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