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地区存在着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将极少量的纳米物质变得肉眼可见。在他撕心裂肺的请求下，国家终于也批准了他可以远赴南极进行实地的考察。而在各个媒体的报道下瓦格纳的预言逐渐地变成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信仰。几个月后，瓦格纳带领了十人的科考团站在舰船之上瞭望着那片洁白，神圣的土地，他们不惧怕那刺骨的寒风，伫立在那最冰冷的尘世之中。他们愿意为了那个神圣的答案付出青春生命的花朵。凝望着无垠的雪山，瓦格纳总会摘下他脑袋上的帽子，用舌头将他那干燥的嘴唇舔个水湿，向着南极的圣土大喊“For science！”这仿佛是在祭祀一位象征着南极的精灵。紧接着，所有人都会同他一样，摘下他们脑袋上的帽子，大喊“For science”，这句“For Science”回荡在南极的一座座冰雪山麓之间，让南极知道了，它的老朋友就快要抵达它的怀抱了。
南极的上帝或许也爱青年才俊，他用另一种方式将两个年仅二十岁的才俊扣留在了那片圣洁的土地里。
瓦格纳的一无所获本就足够挑战政府的底线了，再加上他那在南极恶劣的天气中牺牲的盟友。（他们在一场暴风雨中没有听从考察队的指令，一味地探险，最终杳无音讯。）这个项目最终会遭受政府的反对和人类的谴责。瓦格纳凝望着那片白色的荒原，雪厚得足以吞没一个人。他知道，那个给他信仰的东西是一团虚幻的梦。
返回科考站，瓦格纳在他的学生查尔斯的面前，对着北方的大地长跪不起。他的长跪祭奠的是守护着南极的圣灵，他的长跪祭奠的是一种伟大力量的继承。他说：“我本是空壳，这个信念充实了我的肉体，而我的战友将尸骨给了这个信念，我便不再指望我的苟活。”
五十年后，七十五岁的查尔斯先生念着同样的话在中国病逝，全世界给了他最沉痛的哀悼。为他哀悼的人本应该有我，但因为科研事务的缠身要我无法为他送行。然而，在三个星期后，我已不再会有缠身的科研事务了，随之一起消失的是我向查尔斯先生表示哀悼的资格。
查尔斯先生是个伟岸的科学家，我却满身都是要命的愚蠢。我起初对于实验室的工作满怀一腔的热忱，之后我才明白，我要做的一切仅仅就是花两百多个小时守在计算机旁，观测波形，观测数据，误差分析，方程拟合。我恨透了乏味的一切。这时我明白了实验室不是神圣的地方，是最恶心的，是最有可能埋葬我的地方。我转而爱上了手机里边亲女人的嘴，边捏女人胸和屁股，边伪装勤奋与高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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