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战常胜冷哼一声道。
“我曾经和苏专家共事过，苏专家在撤走时仍然消极对抗政府决策，通过种种方式设法移交技术文件的感人事例。在海军工作的许多专家临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一位曾得过列宁奖章的苏战斗英雄还流下了眼泪，甚至有人到了火车站还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我们——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资料。造船厂的专家撤退前，没有按照苏政府要求的将全部图纸和资料带走，而是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的所有图纸和资料都交给共和国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尽量抄写和记录，说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他们不想就这样把图纸、资料带走。”景海林听到的转述道。
丁海杏则知道的更多，从后世的影片中可以窥探一二，专家负责培训中方核部件研制人员的有30多位苏联专家，他们听到撤离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国技术人员表示，你们需要了解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绝不保留，他们把这种作法叫“挤牛奶”。
当时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以致高层专门为此发出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动手帮助抄录资料的苏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
《通知》要求：一、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专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二、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注意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三、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四、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正因为如此，后来即使中苏俄关系有种种坎坷，即使历史上存在诸多矛盾，即使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体制非常落后，言论自由民主法治的环境现在仍在迅速恶化，国人在国外见到了俄罗斯人，还是尽量秉持着最大最大的善意。
“对比一下就明白来了，老毛子有多厚道了。”景海林淡然地说道，“二战后形成了两大阵营，美帝为首的西方集团遏制我们，如果像老毛子那么慷慨的话，为什么不帮助弯弯……”
“他不是卖武器给弯弯了吗？”战常胜立马说道。
“你也说是卖了，为什么不手把手的教他们制造呢！”景海林一语中的地说道，“弯弯买是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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