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增补，便原封不动的成为了汉室的核心司法依据。
光从‘汉承秦制’，以及‘秦二世而亡，随后汉立’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到了汉室，起码在汉初，皇位的传承制度，应该依旧是表面上披着一层禅让的遮羞布，实际上却是禅让给储君太子。
但相较于秦，汉时的皇位传承规则，朝着‘世袭’的方向更近了一部。
这一点，我们从史料记载中，高祖刘邦意图废长立幼之时，公卿百官多以‘立嫡立长’的世袭准则为劝谏，便可以看出。
而从百官同时不忘提一句‘太子仁善，可即宗庙’来看，以‘任人唯贤’为准则的禅让制度，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这种情况，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帝王开始丢开‘我是因为贤明才继承皇位’的遮羞布，转而直接承认‘我就是因为我爸才继承皇位’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是以汉武帝刘彻晚年，因天下民生凋零，生民哀鸿遍野，甚至出现农民起义的征兆时，汉武帝刘彻颁发罪己诏作为标志。
武帝罪己诏，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
首先，便是‘天子罪己’，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彻底撕碎了‘天子因贤明而得立’的遮羞布，从而间接宣告了‘任人以贤’为准则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开始由内而外、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
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尧舜之时，大家是真的禅让，所以犯错没关系，认错也没关系，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反正早晚都要禅让。
而在尧舜之后，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大家都是从‘真的禅让’，一点点朝着‘只世袭，不禅让’的方向挪动，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正式抵达‘只世袭，不禅让’的彼岸。
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
——成王幼，周公姬旦摄政，得天下共举，仍还政与成王；
——康王幼，召公姬奭助政，依旧不曾有丝毫邪念，尊尊教诲康王成人，而后还政。
有了这两件‘明明可以通过禅让得到皇位，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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